作家索耳：从“大陆最南端”到全球史

（受访者提供/图）
索耳
1992年生，作家。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泼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
索耳在广东湛江的县城徐闻长大，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方，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常带他去远足，有时候则是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穿梭于熠熠发亮的池塘、拼色盘般的田野和滚烫的海滨公路之间。离开家乡之前，索耳以为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跟家乡一样，有红色的平原，有不会凋落的阔叶榕树、椰树和香蕉林，有腥潮的海风，以及永恒盘旋在人们头顶的干旱和溽热。
成年后，他一路向北，来到广州、武汉、北京读书、工作，瞥见了陌生的树木和生活。北方大城市的家庭关系要疏离、宽松许多。身旁的一位好友离开了国企，结婚对象也不称妈妈的意，但他妈妈后来也看开了，不去干涉孩子的选择，也不需要他们养老，明白了孩子长大后有独立的人格。这在当时的索耳看来唯有羡慕，他惊讶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祖先和后代不用牢牢捆在一起的世界。
回看自己成长的家乡，他感到过往的亲密关系并非纽带，而是像黏液一般无处可躲。出于后知后觉的冷静审视，或是试图挣脱的假想，他在最近（2023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里，将书名毫不留情、划清界限地取为《非亲非故》。在这之前他陆续写过很多短篇小说，这一次终于有了明确的意识，找到了一以贯之的主题和风格。
家乡黏腻的亲情与热辣的环境都成了他笔下源源不断的给养。从他儿时住的地方到海边，骑摩托车仅需20分钟。他对海边有着很多深刻的印象，因而在小说里时常会不自觉地去描写海边的场景，例如中产夫妇在堤坝上行走、建筑师与消波块的故事……
这些年，他的注意点从自然延续到了生存在其间的人，“中国文化不仅有大陆文化，还有海洋文化。福建、江浙沪、广东、广西的先民很早就已经往南洋开拓，他们到东南亚之后，还远到南亚、澳洲、美洲。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结合，也是一种文明产生的方式。此外，很多侨民侨胞在外地和当地文化结合之后，又反馈、反哺，回到家乡，他们的回归又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交互性非常强、非常生动的文明产生、结合的方式。在其中，个体并非坚固不摧，在贸易往来当中，在不断的往返中，他们生产自身。我天生对整体、一统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关心更细微的东西，以及和大的系统相区别的东西。我对离散的文化和边缘人的兴趣会一直持续下去。”
被火龙果种植园包围的梅州客家围屋，屋面还留有上世纪的标语口号 （受访者提供/图）

“作家首先要语言好”

在湛江老家，索耳及当地人的母语是闽南语系里的雷州话，他也会讲白话（粤语），但发现自己不在省内的时候说得最标准。“这个身份很微妙，我到北方后，更关注自己原本的痕迹了，看港剧、唱粤语歌的频率也多了。”
几年前，他回到广州生活，习惯了北方环境的他，反而在南方感到了一种奇怪的“乡愁”。“凝视广州那些街巷、古迹、公园、植物的时候，乡愁尤为浓烈。”那大概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像是海上漂泊的奥德赛归来，表面上没有变化，实则悄悄变了，“这种在身体内部的变化只有自己知道。”而在北京一些失眠的夜里，他时常念想起家乡广袤的海上平原和火山丘陵，热带雨林气候及长久以来的风化作用则给土壤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锈红色。“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家乡的平坦土地宛如一面赤色的镜子。位于副热带高压地带。是一个太阳直射、冒着热气的地方，每个人都晒得很黑，长相近似东南亚人。人们的嗓门很大，方言有一种比较土的味道。”
在书中的同名小说《非亲非故》里，主人公是一个在国外旅居多年后回来的远房亲戚。他是湛江最早一批上大学的人，语言系统非常混乱。回来后，当他和亲戚们聊天、说起本地方言的时候，口音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会突然蹦出不知道是哪种语言的话语，既不是雷州话也不是粤语、普通话、英语和北欧的语言。“他是一个混杂了各种‘别处’的人，但是‘我们’似乎也能听懂他的语言，能交流下去。”
在他的笔尖，不乏“大眼碌碌”“黑鼆鼆”“噏东噏西”这一类的方言词汇，撇开“南方写作”与“北方写作”的概念不谈，索耳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很实际，“现在的汉语小说以北方官话为主的太多了，我想破除这种一统性。语言有生命力，你不可能总是用北方官话去写南方的东西。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构造出一个独立又特别的空间并能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首先是语言的空间，是表达工具的空间，是逻各斯的空间。作家首先要语言好，其次才看脑洞大不大。可惜在目前的社会，对语言的精确性和生动性的要求被弱化了。故事的空间。谈论到内容，就不能不说起虚构，说起小说的叙事性。叙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包括了‘叙’和‘事’，小说就是一个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过程。”
北海地角上寮的街道上都是老人（受访者提供/图）
他在小说里描述，“六七口之家，在这个偏僻的粤西乡土，所有人的空间都和血缘捆绑在一起，血缘创造了我们的空间，而我们又相互憎恶，我憎恶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常常用家乡话对骂。不过，只要吃过午饭，在阳台上面对面坐着，似乎所有的恨意都刷新过了。”
“所有食材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我们相处得不错，因为我们都在广州这个地方，一个看起来不是异乡其实是异乡的大城市，我们都不是彼此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心里都清楚，一旦回到乡下，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老家，可能十年、二十年才往来一次。童年时见证过一起坐在某个人的喜酒宴上，却相互连一句话都不说。当我们在老家时，彼此是陌生人，而到了广州，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亲戚。”
青年作家李世成在《山花》杂志做编辑时就曾向索耳约稿，看完他的小说后，李世成对其更为盛赞，称其为自己看过的90后作家中最欣赏的人，“我很欣赏索耳对文学艺术的广博涉猎和创作姿态，他的文本中，除了语言和想法，他处理生活经验和存在的印迹，也是我喜欢的。他是同龄作者中少有的思想型作家。”
北海侨港镇的渔船 （受访者提供/图）

神秘的越南女人

找准“怎么讲”的叙事语言后，索耳也进一步确定了“讲什么”的聚焦内容。他正在着笔的小说和移民有关，为此他去了福建漳州（双第华侨市场，主要是印尼华侨，有部分越南华侨）、泉州（世家坑锡兰侨民墓区）、福州、广东梅州、潮汕及海南等地，追随着几十甚至几百年前的侨民足迹，考察语言、声音、嗅觉、记忆和身体经验等非物质形式，探寻被掩埋的历史暗角，以及苦力、老倌、女性、疍家人、海盗和去国者等边缘化身份。
2022年，他去了广西合浦和北海，在北海的侨港镇（当年最大的越南归侨安置地），他采访了剥生蚝的女人、开小卖部的大爷、晒网的男人、在树下闲聊的老人和开餐馆的一家，了解到，“只要是上了50岁的，都有逃亡的经历，都有同样的辛酸史。”
当年许多越南华人全家出逃，租一艘船，每日守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要是第二天有风就不划船；有的人按耐不住，选择走陆路，跨过友谊关，进入广西凭祥。住在南越的碍于路途遥远，只能听天由命，坐船漂至香港、海南，或是广西、广东。在汕头的爱华街振祥里，索耳听了一位华侨后人的讲述：她的表姨从越南西贡坐船逃离，在海上失了方向，孤零零漂流了半年，竟然漂到了澳洲，因此还上了新闻。那故事的留白部分，听起来不可思议：一个人是如何在那种情况下活下来的？
他之所以对越南着迷，一个很大的触动点是儿时记忆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越南女人。那时，索耳随家人住在单位的院子里，那个逃亡而来的越南女人高挑好看，苦于身份，三十多岁仍不受待见，最后只好嫁给了在院子里负责看门的跛腿丈夫。她积极融入当地，说得一口流利的雷州话，常常跟院子里的妇女们在芒果树下搓麻将，一搓就搓一天。但歧视并不会消失。其他人提到她时，都不呼其名，一口一个“越南婆”，而她似乎早接受了现实，对此不以为意。索耳虽说和她两个儿子年龄相当，当过玩伴（如今也没了联系），对她的身世也不甚了解，只记得那女子长得高鼻深目，皮肤白皙，像法国混血。过了许多年，记忆中的神秘女子再次浮现，引起了他的许多疑问和遐想。
巧的是，湛江以前叫“广州湾”，1899年被法国强行租占，曾与越南同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索耳读书时的湛江第一中学，旁边就挨着寸金桥公园，其名字的寓意就是爱国主义的“寸土寸金”。如今湛江还有赤坎老街、法国公使署等遗址，而更多的物质痕迹正随时间渐渐湮灭。索耳记得小时候去参加别人的婚宴，婚宴的最后一道菜叫羊角包，他特别爱吃，经常跟同桌的小朋友一起抢，当时觉得那个面包简直太美味了。直到很多年以后，他看了部关于家乡的纪录片，才知道，那个羊角包其实是法国的可颂，是殖民文化留存的印记。
更早以前，他便对这种流动史产生兴趣。2021年4月，他参与了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走读项目：归来再望金山。作为展览“林从欣：猪仔叹和毒物赋”的延伸，延续“口岸联盟”（艺术家、研究者和观众共同参与的艺术项目，沿宁波、福州、泉州、厦门由北而南，最后返回广州，在行走的过程中做一系列讲座、工作坊、访谈、研究分享、作品委任等等）的工作方式，走访江门的开平和台山地区。从书籍文献、建筑、地景、食物和口述中关注现代化城市建设，寻找人与物流动的痕迹和动因。
当地负责人带他们参观。看到资料中那些19世纪被卖到美洲、澳洲、东南亚修铁路、挖矿、给种植园卖力的华工，他颇受启发，“如果你从侨胞视角看中国近代史，华侨是革命之母，走出海外的人当年把侨金寄回来建侨村、碉楼、骑楼，甚至还帮助国内的人搞革命。把眼光切入到华侨，就会对这种社会经历的建构很好奇，老弱妇孺在老家，像是期盼的幽灵，仍坚持办侨刊，刊登村里哪个三姑六姨又娶亲生子的新闻，为了给外面的人看。我对这些全球史、流动史、区域史感兴趣，试图捋清人物的复杂内心，重塑历史。切换视角看，完全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责编 周建平

（受访者提供/图）
索耳
1992年生，作家。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泼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
索耳在广东湛江的县城徐闻长大，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方，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常带他去远足，有时候则是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穿梭于熠熠发亮的池塘、拼色盘般的田野和滚烫的海滨公路之间。离开家乡之前，索耳以为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跟家乡一样，有红色的平原，有不会凋落的阔叶榕树、椰树和香蕉林，有腥潮的海风，以及永恒盘旋在人们头顶的干旱和溽热。
成年后，他一路向北，来到广州、武汉、北京读书、工作，瞥见了陌生的树木和生活。北方大城市的家庭关系要疏离、宽松许多。身旁的一位好友离开了国企，结婚对象也不称妈妈的意，但他妈妈后来也看开了，不去干涉孩子的选择，也不需要他们养老，明白了孩子长大后有独立的人格。这在当时的索耳看来唯有羡慕，他惊讶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祖先和后代不用牢牢捆在一起的世界。
回看自己成长的家乡，他感到过往的亲密关系并非纽带，而是像黏液一般无处可躲。出于后知后觉的冷静审视，或是试图挣脱的假想，他在最近（2023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里，将书名毫不留情、划清界限地取为《非亲非故》。在这之前他陆续写过很多短篇小说，这一次终于有了明确的意识，找到了一以贯之的主题和风格。
家乡黏腻的亲情与热辣的环境都成了他笔下源源不断的给养。从他儿时住的地方到海边，骑摩托车仅需20分钟。他对海边有着很多深刻的印象，因而在小说里时常会不自觉地去描写海边的场景，例如中产夫妇在堤坝上行走、建筑师与消波块的故事……
这些年，他的注意点从自然延续到了生存在其间的人，“中国文化不仅有大陆文化，还有海洋文化。福建、江浙沪、广东、广西的先民很早就已经往南洋开拓，他们到东南亚之后，还远到南亚、澳洲、美洲。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结合，也是一种文明产生的方式。此外，很多侨民侨胞在外地和当地文化结合之后，又反馈、反哺，回到家乡，他们的回归又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交互性非常强、非常生动的文明产生、结合的方式。在其中，个体并非坚固不摧，在贸易往来当中，在不断的往返中，他们生产自身。我天生对整体、一统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关心更细微的东西，以及和大的系统相区别的东西。我对离散的文化和边缘人的兴趣会一直持续下去。”
被火龙果种植园包围的梅州客家围屋，屋面还留有上世纪的标语口号 （受访者提供/图）

“作家首先要语言好”

在湛江老家，索耳及当地人的母语是闽南语系里的雷州话，他也会讲白话（粤语），但发现自己不在省内的时候说得最标准。“这个身份很微妙，我到北方后，更关注自己原本的痕迹了，看港剧、唱粤语歌的频率也多了。”
几年前，他回到广州生活，习惯了北方环境的他，反而在南方感到了一种奇怪的“乡愁”。“凝视广州那些街巷、古迹、公园、植物的时候，乡愁尤为浓烈。”那大概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像是海上漂泊的奥德赛归来，表面上没有变化，实则悄悄变了，“这种在身体内部的变化只有自己知道。”而在北京一些失眠的夜里，他时常念想起家乡广袤的海上平原和火山丘陵，热带雨林气候及长久以来的风化作用则给土壤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锈红色。“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家乡的平坦土地宛如一面赤色的镜子。位于副热带高压地带。是一个太阳直射、冒着热气的地方，每个人都晒得很黑，长相近似东南亚人。人们的嗓门很大，方言有一种比较土的味道。”
在书中的同名小说《非亲非故》里，主人公是一个在国外旅居多年后回来的远房亲戚。他是湛江最早一批上大学的人，语言系统非常混乱。回来后，当他和亲戚们聊天、说起本地方言的时候，口音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会突然蹦出不知道是哪种语言的话语，既不是雷州话也不是粤语、普通话、英语和北欧的语言。“他是一个混杂了各种‘别处’的人，但是‘我们’似乎也能听懂他的语言，能交流下去。”
在他的笔尖，不乏“大眼碌碌”“黑鼆鼆”“噏东噏西”这一类的方言词汇，撇开“南方写作”与“北方写作”的概念不谈，索耳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很实际，“现在的汉语小说以北方官话为主的太多了，我想破除这种一统性。语言有生命力，你不可能总是用北方官话去写南方的东西。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构造出一个独立又特别的空间并能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首先是语言的空间，是表达工具的空间，是逻各斯的空间。作家首先要语言好，其次才看脑洞大不大。可惜在目前的社会，对语言的精确性和生动性的要求被弱化了。故事的空间。谈论到内容，就不能不说起虚构，说起小说的叙事性。叙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包括了‘叙’和‘事’，小说就是一个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过程。”
北海地角上寮的街道上都是老人（受访者提供/图）
他在小说里描述，“六七口之家，在这个偏僻的粤西乡土，所有人的空间都和血缘捆绑在一起，血缘创造了我们的空间，而我们又相互憎恶，我憎恶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常常用家乡话对骂。不过，只要吃过午饭，在阳台上面对面坐着，似乎所有的恨意都刷新过了。”
“所有食材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我们相处得不错，因为我们都在广州这个地方，一个看起来不是异乡其实是异乡的大城市，我们都不是彼此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心里都清楚，一旦回到乡下，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老家，可能十年、二十年才往来一次。童年时见证过一起坐在某个人的喜酒宴上，却相互连一句话都不说。当我们在老家时，彼此是陌生人，而到了广州，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亲戚。”
青年作家李世成在《山花》杂志做编辑时就曾向索耳约稿，看完他的小说后，李世成对其更为盛赞，称其为自己看过的90后作家中最欣赏的人，“我很欣赏索耳对文学艺术的广博涉猎和创作姿态，他的文本中，除了语言和想法，他处理生活经验和存在的印迹，也是我喜欢的。他是同龄作者中少有的思想型作家。”
北海侨港镇的渔船 （受访者提供/图）

神秘的越南女人

找准“怎么讲”的叙事语言后，索耳也进一步确定了“讲什么”的聚焦内容。他正在着笔的小说和移民有关，为此他去了福建漳州（双第华侨市场，主要是印尼华侨，有部分越南华侨）、泉州（世家坑锡兰侨民墓区）、福州、广东梅州、潮汕及海南等地，追随着几十甚至几百年前的侨民足迹，考察语言、声音、嗅觉、记忆和身体经验等非物质形式，探寻被掩埋的历史暗角，以及苦力、老倌、女性、疍家人、海盗和去国者等边缘化身份。
2022年，他去了广西合浦和北海，在北海的侨港镇（当年最大的越南归侨安置地），他采访了剥生蚝的女人、开小卖部的大爷、晒网的男人、在树下闲聊的老人和开餐馆的一家，了解到，“只要是上了50岁的，都有逃亡的经历，都有同样的辛酸史。”
当年许多越南华人全家出逃，租一艘船，每日守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要是第二天有风就不划船；有的人按耐不住，选择走陆路，跨过友谊关，进入广西凭祥。住在南越的碍于路途遥远，只能听天由命，坐船漂至香港、海南，或是广西、广东。在汕头的爱华街振祥里，索耳听了一位华侨后人的讲述：她的表姨从越南西贡坐船逃离，在海上失了方向，孤零零漂流了半年，竟然漂到了澳洲，因此还上了新闻。那故事的留白部分，听起来不可思议：一个人是如何在那种情况下活下来的？
他之所以对越南着迷，一个很大的触动点是儿时记忆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越南女人。那时，索耳随家人住在单位的院子里，那个逃亡而来的越南女人高挑好看，苦于身份，三十多岁仍不受待见，最后只好嫁给了在院子里负责看门的跛腿丈夫。她积极融入当地，说得一口流利的雷州话，常常跟院子里的妇女们在芒果树下搓麻将，一搓就搓一天。但歧视并不会消失。其他人提到她时，都不呼其名，一口一个“越南婆”，而她似乎早接受了现实，对此不以为意。索耳虽说和她两个儿子年龄相当，当过玩伴（如今也没了联系），对她的身世也不甚了解，只记得那女子长得高鼻深目，皮肤白皙，像法国混血。过了许多年，记忆中的神秘女子再次浮现，引起了他的许多疑问和遐想。
巧的是，湛江以前叫“广州湾”，1899年被法国强行租占，曾与越南同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索耳读书时的湛江第一中学，旁边就挨着寸金桥公园，其名字的寓意就是爱国主义的“寸土寸金”。如今湛江还有赤坎老街、法国公使署等遗址，而更多的物质痕迹正随时间渐渐湮灭。索耳记得小时候去参加别人的婚宴，婚宴的最后一道菜叫羊角包，他特别爱吃，经常跟同桌的小朋友一起抢，当时觉得那个面包简直太美味了。直到很多年以后，他看了部关于家乡的纪录片，才知道，那个羊角包其实是法国的可颂，是殖民文化留存的印记。
更早以前，他便对这种流动史产生兴趣。2021年4月，他参与了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走读项目：归来再望金山。作为展览“林从欣：猪仔叹和毒物赋”的延伸，延续“口岸联盟”（艺术家、研究者和观众共同参与的艺术项目，沿宁波、福州、泉州、厦门由北而南，最后返回广州，在行走的过程中做一系列讲座、工作坊、访谈、研究分享、作品委任等等）的工作方式，走访江门的开平和台山地区。从书籍文献、建筑、地景、食物和口述中关注现代化城市建设，寻找人与物流动的痕迹和动因。
当地负责人带他们参观。看到资料中那些19世纪被卖到美洲、澳洲、东南亚修铁路、挖矿、给种植园卖力的华工，他颇受启发，“如果你从侨胞视角看中国近代史，华侨是革命之母，走出海外的人当年把侨金寄回来建侨村、碉楼、骑楼，甚至还帮助国内的人搞革命。把眼光切入到华侨，就会对这种社会经历的建构很好奇，老弱妇孺在老家，像是期盼的幽灵，仍坚持办侨刊，刊登村里哪个三姑六姨又娶亲生子的新闻，为了给外面的人看。我对这些全球史、流动史、区域史感兴趣，试图捋清人物的复杂内心，重塑历史。切换视角看，完全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