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诞辰150周年︱他活出了你十辈子的人生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一个在全世界读者心中响当当的名字。这份风靡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多半来自他作为小说家所创作的一系列极受欢迎的作品，包括带有自传性质的《人性的枷锁》（1915）、以英国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1919）、隐射大半个英国文坛的《寻欢作乐》（1930）、乃至70岁高龄创作的以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的《刀锋》（1944）等等。然而，如果只是读过这些小说便觉得对毛姆其人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便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毛姆一生全部的创作——包括所有的戏剧、小说、散文、游记、回忆录乃至评论文章，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远远不及他的人生更加精彩。在中国，单是《月亮与六便士》一书，就有着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毛姆一生的精彩程度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他活出了别人十辈子都无法活出的丰富内容。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为毛姆写传的人，美国传记作家特德·摩根这样总结毛姆的一生：“一个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一个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戏剧家，一个英国社会名流，一个一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一个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一个二战时的宣传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一个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和一个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他的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窃以为，以上种种惊人的描述仍然不够，毛姆还是一位深受法国文学和德国哲学（精通法语、德语等欧洲多国语言）影响的非典型英国人，一位罕见的在世时已有大量小说搬上银幕的明星级作家，一位虽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实则短篇更佳的“英国莫泊桑”，一位漫游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美国、欧洲、北非乃至人迹罕至的小岛的世界级旅行家，一位被推理小说宗师雷蒙德·钱德勒致信盛赞的“现代间谍小说鼻祖”，一位眼光毒辣且将读书视为享受的一流“阅读家”，甚至18岁那年他还曾在伦敦兰贝斯贫民窟当过三个星期的助产士，这段经历正是让他萌生写作念头的最初动因。是的，所有这些经历，都不可思议地汇聚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毛姆。

毛姆
间谍小说鼻祖
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军情部门有着招募作家担任特工的传统，诸如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康普顿·麦肯齐、格雷厄姆·格林等，都曾有过客串经历。至于写间谍小说成名的伊恩·弗莱明和约翰·勒卡雷，原本就是职业特工。不过，以本人的特工经历而写作间谍小说，毛姆乃是历史第一人。在致好友保尔·道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敢不揣冒昧地说，一个在行的人写间谍工作，无论如何在英国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毛姆这段极为特殊的写作经历，还要追溯到他一战期间的特工生涯。
1915-1916年，他被英国情报部门派往瑞士日内瓦，主要搜集德国方面的情报。后来，他又于1917年率领一个特工小组前往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暗中支持孟什维克政权。彼时，毛姆作为一位极为成功的戏剧家已被广泛认可（同时，他正在努力转向小说创作，1915年出版的《人性的枷锁》让他作为小说家声名鹊起，但尚未获得日后的巨大影响力），但他能成为一名“作家特工”主要还是依靠另外三大优势：一是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尤其是德语和法语；二是行事冷静而自律，具有较好的情报分析能力；三是交游广泛，熟谙上流社会，虽不懂俄语，却遍地都是朋友。正是借助克鲁泡特金之女萨沙的关系，毛姆成功打开了彼得格勒的社交圈子，并成为了克伦斯基的座上宾。这时候，他的作家标签成了间谍身份的极好掩护。
毛姆长达数年的间谍生涯，正是他1928年出版的《英国特工阿申登》（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关键素材。这个集子总共收录了七个短篇，由特工阿申登作为主人公贯穿始终，可以视为一组系列小说。毫无疑问，阿申登的原型正是毛姆本人，其经历与毛姆的特工生涯基本吻合。在此，毛姆的间谍叙事虽不像后世的特工电影如《007》那般惊心动魄，却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超越情报和间谍工作的宏大格局。在开篇《金小姐》中，阿申登的印度情报员传来消息，一个替德国人做事的孟加拉特工刚入境即被捕，而他那个装有文件的箱子寄存在苏黎世车站。在得知了德国特工的计划后，阿申登于翌日凌晨前往车站偷箱子，在打车疾驰四个小时赶到车站后，谁知上级情报指挥官却突然找了个借口将其打发走。这时，毛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阿申登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将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上一枚小小的铆钉，他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整个行动。也许他会参与事件的开始或结束或中间的一些行动，但他所做的事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从来无从知晓。这真令人沮丧，就像那些现代小说给了你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片段，却指望你通过拼凑自己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
毛姆所惯用的“宕开一笔”的写作风格让人不禁反思间谍工作的意义，甚至让读者一再地读出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荒诞感。事实上，作为成功者的阿申登，从未在这种秘密活动中获得任何成就感。在毛姆笔下，间谍工作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潜伏在黑暗中，只是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人的生存方式。因此，毛姆的间谍叙事常常有超脱于间谍和情报工作之外的宏大格局。在《大使先生》篇中，阿申登被派往某国首都X城考察该国局势，以确定在发生剧变的前夜应该支持哪一派政治势力。然而，当他与英美驻该国大使接触后，本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纵横捭阖的阴谋活动并未登场，叙事彻底变轨为关于爱情、婚姻和事业的人性探讨。而在《茱莉亚·拉扎里》和《叛国者》那两篇中，人性的因素同样比任何间谍桥段更为关键。
其实，毛姆所有的间谍小说都是在探讨人性的问题——这正是毛姆的《阿申登》与那些通常作为聊以消遣的类型小说（间谍小说或侦探小说）的重大区别。他借由秘密工作这个特殊窗口找到了剖析人性的特殊视角，而且借由战争背景大大拓展了叙事格局。这毕竟是毛姆全身心投入数年的艰苦行当，比他那些写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作品更加贴近作者的个性表达与内在感受。《阿申登》之后，现实主义风格的间谍小说成为主流，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作者，如福赛斯、罗伯特·陆德伦、约翰·勒卡雷等，可谓百花齐放，毛姆的开山导路功不可没。就连推理小说宗师雷蒙德·钱德勒都专门致信毛姆，盛赞《阿申登》的“独一无二”：“除它之外，世上没有伟大的间谍小说——一部也没有！”
世界级旅行家
毛姆波澜壮阔的旅行生涯始于一个有趣的错误。1897年，23岁的毛姆出版了小说处女作《兰贝斯的莉莎》，批评界的重视和赞扬让他决心弃医从文。在这个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关键时刻，他听从了苏格兰作家安德鲁·朗格的错误劝告，为写作历史小说而游历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几年中创作的若干小说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毛姆本人语）。然而，这个错误却意外地对毛姆的写作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段南欧的旅行经历让他彻底迷上了旅行这件事，其作品中那种宽广的视角以及无处不在的异域风情，与他一生数不清的广阔游历密不可分。

毛姆与杰拉德·哈克斯顿
1916年，42岁的毛姆为了躲避与西里尔噩梦般的婚姻，与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同性恋人杰拉德·哈克斯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毛姆与杰拉德先后游历了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中国……最后，他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塔希提岛（大溪地）。在此，毛姆了解到曾隐居于此地的现代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的生平，并亲眼看到了高更留存在窗板上的画作，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一个天才般的构思在毛姆脑洞大开的想象中迅速发酵，三年后他祭出了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深受欢迎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那个40岁的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传奇而疯狂的人生经历，不由让人联想到高更晚年的巅峰之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毛姆的心头，每一次的长途旅行都给了他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的全新视角和体验。
上世纪20年代初，毛姆作为剧作家、短篇作家和小说家甚至社交名流均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从不满足于当下的“舒适圈”，反而在1922年开启了又一次充满艰辛的长途旅行。他先从英国坐船到锡兰，在那儿遇到一个人，告诉他缅甸东北部偏远的景栋的诸多乐事。这番话让他经仰光去到曼德勒，随后骑上骡子历经26天抵达了那个令他神往的地方。他把这里的优点写进笔记，然后一路跋涉到泰国边境，坐上等候他的福特车前往曼谷。接着，他又坐船去往柬埔寨，徒步到吴哥窟，又坐河船去西贡，沿着海岸经顺化抵达河内。之后，他这样一路去到香港，越过太平洋，穿越美国，越过大西洋，然后回到伦敦，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和社交生活。7年后，毛姆写出了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一书。
除了恋爱之外，旅行和写作几乎构成了毛姆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甚至可以说，作为旅行家的毛姆与身为作家的毛姆已经高度同构，以至于他在旅行沙龙里讲完自己上一次令人着迷的冒险故事后，转身又开启了下一次疯狂的海上旅行。1947年，73岁的毛姆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毛姆奖，旨在颁发给那些出色的、35岁以下的年轻作家，而奖金则是用来资助获奖者旅行。我们可以看到，获奖者中不乏后来的著名作家如多丽丝·莱辛（1954）、V.S.奈保尔（1959）以及伊恩·麦克尤恩（1976）等。在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毛姆对于旅行那种近乎疯狂的激情？或许，我们可以从毛姆卷帙浩繁的作品和文字中捕捉到其中的一鳞半爪：
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面对巨大的世俗成功，毛姆常常用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予以回避，正如其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同样显露出了回避世俗成功的倾向。然而，作者在小说中的指向都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转向对于美和智慧的追求与渴望。显然，毛姆没有沉沦于世俗的成功而走向精神堕落，旅行于他而言更像是对生活的探索和精神的修行。1938年，在印度旅行的毛姆见到了宗教领袖和灵修导师，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将萦绕其脑海中二十多年的拉里·达雷尔这一形象写下来，这便有了六年后的《刀锋》。从旅行到作品，从作品到旅行，毛姆这份执着的激情贯穿终身，正如他的自白：“一个作家必须保持一种童真，相信理性和大众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依然具有自己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必须长不大。”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份不忘初心的童真的驱使下，八十高龄的毛姆依然去了日本和意大利，而在九十岁生日时，他仍旧表示最大的愿望是再次拜访吴哥窟。当人们（即使是众多实现财务自由的人）都弯腰低头在地上找寻六便士的时候，毛姆则在贯穿一生的旅行和思考中带着稚气的高傲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星空——那是对美与智慧的不懈探寻。
一流阅读家
在所有关于书籍和阅读的名言中，莎士比亚的“人类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和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几乎人尽皆知，且难分伯仲；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中那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不过，若论近年来的金句新宠，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绝对可以排到这份榜单的前列。2017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的毛姆读书随笔集正是以此为书名，让广大读者认识到作为一位“阅读家”的毛姆。如果说毛姆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是否“一流”存在着争议（甚至其本人称自己是“二流作家”），那么毛姆作为一位“阅读家”绝对属于一流。事实上，“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并非毛姆的原话，而是源自其随笔集中的一句话：
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痛苦与不幸。
说到人世间的痛苦与不幸，就不得不提到毛姆不同寻常的童年。1874年1月，毛姆出生于英国驻法大使馆，其父劳伯特·奥蒙德·毛姆当时在该使馆任法律事务官。可以说，作为家中第四子的毛姆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然而，好景不长。毛姆先后在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因家中无人照顾，只能被送往英国叔父家寄居。早早品尝到人生的无常与孤独况味，加上幼年身材矮小、口吃等缺陷，年少的毛姆尝试在阅读中建立起一座抵御命运侵袭的避难所。即使在后来颇为艰苦的学医生涯中，毛姆也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并将阅读视为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
从不屑于唱高调的毛姆，在这部读书随笔集中的第一篇开宗明义地写道：“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是的，人生已经够苦的了，如果读书是一种折磨，那么何必再苦上加苦呢？在这个世界上，让人愉悦的事物和方式有千千万万种，但是既有持久力又有经济性的娱乐活动委实不多。在毛姆看来，读书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在度过了生命的黄金年华之后，你会发现你能欣然参与的活动已为数不多。除了象棋、填字游戏，几乎没有一种你一个人就能玩起来的游戏。没有哪一项活动可以像读书一样能随时开始，随便读多久。没有其他娱乐项目比阅读更省钱了。”而且，“获取知识的快乐是最让人满意的，也是最为持久的”。
当然，这份快乐的获取并不是毫无门槛的。对此，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即“读什么”和“怎么读”。比如谈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这样写道：“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阅读中获得快乐，所以我要推荐的是1885年由奥姆斯比翻译的版本。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塞万提斯是个穷人，为了赚钱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也被收录到这本书中。”在此，毛姆提醒我们在阅读外国作品时选择一个好译本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像《堂吉诃德》这样的经典作品，也不是字字句句都值得细读，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丘的故事值得精读，其他一些故事则可以泛读。于是，毛姆进一步指出：“聪明的读者如果能够学会跳跃式阅读，他们就能从阅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
又比如谈到《蒙田随笔》时，毛姆的论述同样精警：“蒙田的任何一篇散文都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享受，但是第三卷称得上是最佳之选。这一卷中的散文篇幅颇长，而他所特有的、极具魅力的论证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分散文的内容都比较严肃，然而并不缺乏趣味性；……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些散文失去兴趣，因为蒙田散文的篇名和其内容的关联性并不大。”这里，毛姆又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提示：篇幅长的作品未必难读，篇名怪的作品可能大有内容。抛开了种种刻板印象与成见，我们才会发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乃是哲学史入门的佳作，《阴翳礼赞》道尽了日式美学的精髓，《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则可能带你一举进入科幻文学的殿堂。
再比如谈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毛姆重读后的反思予人启迪：“最近，当我再次阅读这本书时，我发现福楼拜太过于追求绝对的客观，导致全书在语言表达上有些冷淡、枯燥，因此，我对这本书的赞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伟大而有震撼力的作品。……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真实地浮现在你眼前，他们绝望地苟活着，他们早已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成了一个个典型。”毛姆在无意间透露了重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经典作品），同时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在阅读中的批判性思考——这无疑是阅读这件事的最高奥义：即使是伟大的小说，每一位读者在面对它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独特体会，既会有认可，也会有疑问和批判，正如毛姆的忠告：“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
当然，最让读者着迷的或许是毛姆对各位作家的神吐槽，他称巴尔扎克“只有在债务的压力下才能专心致志地写作”，揶揄福楼拜“因为没有自己理想中的那种性爱能力，就着迷于包法利夫人的肮脏故事”，直言莫泊桑“发的议论大多庸俗不堪”，坦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却是个糟糕的文体家”，讥讽司汤达“到处求爱，但几乎每次都被拒绝”（在这方面，司汤达和毛姆几乎构成了两个极端）……不过，毛姆真正毒舌般的吐槽功力主要还是用在了令他深深厌恶的批评家身上，并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次，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惟妙惟肖地模仿毛姆的口吻：
“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毛姆说，“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一个在全世界读者心中响当当的名字。这份风靡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多半来自他作为小说家所创作的一系列极受欢迎的作品，包括带有自传性质的《人性的枷锁》（1915）、以英国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1919）、隐射大半个英国文坛的《寻欢作乐》（1930）、乃至70岁高龄创作的以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的《刀锋》（1944）等等。然而，如果只是读过这些小说便觉得对毛姆其人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便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毛姆一生全部的创作——包括所有的戏剧、小说、散文、游记、回忆录乃至评论文章，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远远不及他的人生更加精彩。在中国，单是《月亮与六便士》一书，就有着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毛姆一生的精彩程度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他活出了别人十辈子都无法活出的丰富内容。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为毛姆写传的人，美国传记作家特德·摩根这样总结毛姆的一生：“一个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一个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戏剧家，一个英国社会名流，一个一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一个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一个二战时的宣传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一个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和一个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他的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窃以为，以上种种惊人的描述仍然不够，毛姆还是一位深受法国文学和德国哲学（精通法语、德语等欧洲多国语言）影响的非典型英国人，一位罕见的在世时已有大量小说搬上银幕的明星级作家，一位虽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实则短篇更佳的“英国莫泊桑”，一位漫游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美国、欧洲、北非乃至人迹罕至的小岛的世界级旅行家，一位被推理小说宗师雷蒙德·钱德勒致信盛赞的“现代间谍小说鼻祖”，一位眼光毒辣且将读书视为享受的一流“阅读家”，甚至18岁那年他还曾在伦敦兰贝斯贫民窟当过三个星期的助产士，这段经历正是让他萌生写作念头的最初动因。是的，所有这些经历，都不可思议地汇聚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毛姆。

毛姆
间谍小说鼻祖
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军情部门有着招募作家担任特工的传统，诸如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康普顿·麦肯齐、格雷厄姆·格林等，都曾有过客串经历。至于写间谍小说成名的伊恩·弗莱明和约翰·勒卡雷，原本就是职业特工。不过，以本人的特工经历而写作间谍小说，毛姆乃是历史第一人。在致好友保尔·道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敢不揣冒昧地说，一个在行的人写间谍工作，无论如何在英国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毛姆这段极为特殊的写作经历，还要追溯到他一战期间的特工生涯。
1915-1916年，他被英国情报部门派往瑞士日内瓦，主要搜集德国方面的情报。后来，他又于1917年率领一个特工小组前往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暗中支持孟什维克政权。彼时，毛姆作为一位极为成功的戏剧家已被广泛认可（同时，他正在努力转向小说创作，1915年出版的《人性的枷锁》让他作为小说家声名鹊起，但尚未获得日后的巨大影响力），但他能成为一名“作家特工”主要还是依靠另外三大优势：一是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尤其是德语和法语；二是行事冷静而自律，具有较好的情报分析能力；三是交游广泛，熟谙上流社会，虽不懂俄语，却遍地都是朋友。正是借助克鲁泡特金之女萨沙的关系，毛姆成功打开了彼得格勒的社交圈子，并成为了克伦斯基的座上宾。这时候，他的作家标签成了间谍身份的极好掩护。
毛姆长达数年的间谍生涯，正是他1928年出版的《英国特工阿申登》（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关键素材。这个集子总共收录了七个短篇，由特工阿申登作为主人公贯穿始终，可以视为一组系列小说。毫无疑问，阿申登的原型正是毛姆本人，其经历与毛姆的特工生涯基本吻合。在此，毛姆的间谍叙事虽不像后世的特工电影如《007》那般惊心动魄，却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超越情报和间谍工作的宏大格局。在开篇《金小姐》中，阿申登的印度情报员传来消息，一个替德国人做事的孟加拉特工刚入境即被捕，而他那个装有文件的箱子寄存在苏黎世车站。在得知了德国特工的计划后，阿申登于翌日凌晨前往车站偷箱子，在打车疾驰四个小时赶到车站后，谁知上级情报指挥官却突然找了个借口将其打发走。这时，毛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阿申登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将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上一枚小小的铆钉，他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整个行动。也许他会参与事件的开始或结束或中间的一些行动，但他所做的事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从来无从知晓。这真令人沮丧，就像那些现代小说给了你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片段，却指望你通过拼凑自己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
毛姆所惯用的“宕开一笔”的写作风格让人不禁反思间谍工作的意义，甚至让读者一再地读出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荒诞感。事实上，作为成功者的阿申登，从未在这种秘密活动中获得任何成就感。在毛姆笔下，间谍工作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潜伏在黑暗中，只是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人的生存方式。因此，毛姆的间谍叙事常常有超脱于间谍和情报工作之外的宏大格局。在《大使先生》篇中，阿申登被派往某国首都X城考察该国局势，以确定在发生剧变的前夜应该支持哪一派政治势力。然而，当他与英美驻该国大使接触后，本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纵横捭阖的阴谋活动并未登场，叙事彻底变轨为关于爱情、婚姻和事业的人性探讨。而在《茱莉亚·拉扎里》和《叛国者》那两篇中，人性的因素同样比任何间谍桥段更为关键。
其实，毛姆所有的间谍小说都是在探讨人性的问题——这正是毛姆的《阿申登》与那些通常作为聊以消遣的类型小说（间谍小说或侦探小说）的重大区别。他借由秘密工作这个特殊窗口找到了剖析人性的特殊视角，而且借由战争背景大大拓展了叙事格局。这毕竟是毛姆全身心投入数年的艰苦行当，比他那些写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作品更加贴近作者的个性表达与内在感受。《阿申登》之后，现实主义风格的间谍小说成为主流，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作者，如福赛斯、罗伯特·陆德伦、约翰·勒卡雷等，可谓百花齐放，毛姆的开山导路功不可没。就连推理小说宗师雷蒙德·钱德勒都专门致信毛姆，盛赞《阿申登》的“独一无二”：“除它之外，世上没有伟大的间谍小说——一部也没有！”
世界级旅行家
毛姆波澜壮阔的旅行生涯始于一个有趣的错误。1897年，23岁的毛姆出版了小说处女作《兰贝斯的莉莎》，批评界的重视和赞扬让他决心弃医从文。在这个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关键时刻，他听从了苏格兰作家安德鲁·朗格的错误劝告，为写作历史小说而游历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几年中创作的若干小说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毛姆本人语）。然而，这个错误却意外地对毛姆的写作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段南欧的旅行经历让他彻底迷上了旅行这件事，其作品中那种宽广的视角以及无处不在的异域风情，与他一生数不清的广阔游历密不可分。

毛姆与杰拉德·哈克斯顿
1916年，42岁的毛姆为了躲避与西里尔噩梦般的婚姻，与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同性恋人杰拉德·哈克斯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毛姆与杰拉德先后游历了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中国……最后，他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塔希提岛（大溪地）。在此，毛姆了解到曾隐居于此地的现代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的生平，并亲眼看到了高更留存在窗板上的画作，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一个天才般的构思在毛姆脑洞大开的想象中迅速发酵，三年后他祭出了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深受欢迎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那个40岁的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传奇而疯狂的人生经历，不由让人联想到高更晚年的巅峰之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毛姆的心头，每一次的长途旅行都给了他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的全新视角和体验。
上世纪20年代初，毛姆作为剧作家、短篇作家和小说家甚至社交名流均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从不满足于当下的“舒适圈”，反而在1922年开启了又一次充满艰辛的长途旅行。他先从英国坐船到锡兰，在那儿遇到一个人，告诉他缅甸东北部偏远的景栋的诸多乐事。这番话让他经仰光去到曼德勒，随后骑上骡子历经26天抵达了那个令他神往的地方。他把这里的优点写进笔记，然后一路跋涉到泰国边境，坐上等候他的福特车前往曼谷。接着，他又坐船去往柬埔寨，徒步到吴哥窟，又坐河船去西贡，沿着海岸经顺化抵达河内。之后，他这样一路去到香港，越过太平洋，穿越美国，越过大西洋，然后回到伦敦，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和社交生活。7年后，毛姆写出了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一书。
除了恋爱之外，旅行和写作几乎构成了毛姆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甚至可以说，作为旅行家的毛姆与身为作家的毛姆已经高度同构，以至于他在旅行沙龙里讲完自己上一次令人着迷的冒险故事后，转身又开启了下一次疯狂的海上旅行。1947年，73岁的毛姆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毛姆奖，旨在颁发给那些出色的、35岁以下的年轻作家，而奖金则是用来资助获奖者旅行。我们可以看到，获奖者中不乏后来的著名作家如多丽丝·莱辛（1954）、V.S.奈保尔（1959）以及伊恩·麦克尤恩（1976）等。在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毛姆对于旅行那种近乎疯狂的激情？或许，我们可以从毛姆卷帙浩繁的作品和文字中捕捉到其中的一鳞半爪：
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面对巨大的世俗成功，毛姆常常用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予以回避，正如其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同样显露出了回避世俗成功的倾向。然而，作者在小说中的指向都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转向对于美和智慧的追求与渴望。显然，毛姆没有沉沦于世俗的成功而走向精神堕落，旅行于他而言更像是对生活的探索和精神的修行。1938年，在印度旅行的毛姆见到了宗教领袖和灵修导师，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将萦绕其脑海中二十多年的拉里·达雷尔这一形象写下来，这便有了六年后的《刀锋》。从旅行到作品，从作品到旅行，毛姆这份执着的激情贯穿终身，正如他的自白：“一个作家必须保持一种童真，相信理性和大众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依然具有自己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必须长不大。”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份不忘初心的童真的驱使下，八十高龄的毛姆依然去了日本和意大利，而在九十岁生日时，他仍旧表示最大的愿望是再次拜访吴哥窟。当人们（即使是众多实现财务自由的人）都弯腰低头在地上找寻六便士的时候，毛姆则在贯穿一生的旅行和思考中带着稚气的高傲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星空——那是对美与智慧的不懈探寻。
一流阅读家
在所有关于书籍和阅读的名言中，莎士比亚的“人类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和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几乎人尽皆知，且难分伯仲；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中那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不过，若论近年来的金句新宠，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绝对可以排到这份榜单的前列。2017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的毛姆读书随笔集正是以此为书名，让广大读者认识到作为一位“阅读家”的毛姆。如果说毛姆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是否“一流”存在着争议（甚至其本人称自己是“二流作家”），那么毛姆作为一位“阅读家”绝对属于一流。事实上，“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并非毛姆的原话，而是源自其随笔集中的一句话：
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痛苦与不幸。
说到人世间的痛苦与不幸，就不得不提到毛姆不同寻常的童年。1874年1月，毛姆出生于英国驻法大使馆，其父劳伯特·奥蒙德·毛姆当时在该使馆任法律事务官。可以说，作为家中第四子的毛姆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然而，好景不长。毛姆先后在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因家中无人照顾，只能被送往英国叔父家寄居。早早品尝到人生的无常与孤独况味，加上幼年身材矮小、口吃等缺陷，年少的毛姆尝试在阅读中建立起一座抵御命运侵袭的避难所。即使在后来颇为艰苦的学医生涯中，毛姆也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并将阅读视为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
从不屑于唱高调的毛姆，在这部读书随笔集中的第一篇开宗明义地写道：“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是的，人生已经够苦的了，如果读书是一种折磨，那么何必再苦上加苦呢？在这个世界上，让人愉悦的事物和方式有千千万万种，但是既有持久力又有经济性的娱乐活动委实不多。在毛姆看来，读书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在度过了生命的黄金年华之后，你会发现你能欣然参与的活动已为数不多。除了象棋、填字游戏，几乎没有一种你一个人就能玩起来的游戏。没有哪一项活动可以像读书一样能随时开始，随便读多久。没有其他娱乐项目比阅读更省钱了。”而且，“获取知识的快乐是最让人满意的，也是最为持久的”。
当然，这份快乐的获取并不是毫无门槛的。对此，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即“读什么”和“怎么读”。比如谈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这样写道：“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阅读中获得快乐，所以我要推荐的是1885年由奥姆斯比翻译的版本。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塞万提斯是个穷人，为了赚钱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也被收录到这本书中。”在此，毛姆提醒我们在阅读外国作品时选择一个好译本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像《堂吉诃德》这样的经典作品，也不是字字句句都值得细读，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丘的故事值得精读，其他一些故事则可以泛读。于是，毛姆进一步指出：“聪明的读者如果能够学会跳跃式阅读，他们就能从阅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
又比如谈到《蒙田随笔》时，毛姆的论述同样精警：“蒙田的任何一篇散文都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享受，但是第三卷称得上是最佳之选。这一卷中的散文篇幅颇长，而他所特有的、极具魅力的论证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分散文的内容都比较严肃，然而并不缺乏趣味性；……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些散文失去兴趣，因为蒙田散文的篇名和其内容的关联性并不大。”这里，毛姆又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提示：篇幅长的作品未必难读，篇名怪的作品可能大有内容。抛开了种种刻板印象与成见，我们才会发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乃是哲学史入门的佳作，《阴翳礼赞》道尽了日式美学的精髓，《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则可能带你一举进入科幻文学的殿堂。
再比如谈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毛姆重读后的反思予人启迪：“最近，当我再次阅读这本书时，我发现福楼拜太过于追求绝对的客观，导致全书在语言表达上有些冷淡、枯燥，因此，我对这本书的赞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伟大而有震撼力的作品。……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真实地浮现在你眼前，他们绝望地苟活着，他们早已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成了一个个典型。”毛姆在无意间透露了重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经典作品），同时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在阅读中的批判性思考——这无疑是阅读这件事的最高奥义：即使是伟大的小说，每一位读者在面对它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独特体会，既会有认可，也会有疑问和批判，正如毛姆的忠告：“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
当然，最让读者着迷的或许是毛姆对各位作家的神吐槽，他称巴尔扎克“只有在债务的压力下才能专心致志地写作”，揶揄福楼拜“因为没有自己理想中的那种性爱能力，就着迷于包法利夫人的肮脏故事”，直言莫泊桑“发的议论大多庸俗不堪”，坦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却是个糟糕的文体家”，讥讽司汤达“到处求爱，但几乎每次都被拒绝”（在这方面，司汤达和毛姆几乎构成了两个极端）……不过，毛姆真正毒舌般的吐槽功力主要还是用在了令他深深厌恶的批评家身上，并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次，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惟妙惟肖地模仿毛姆的口吻：
“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毛姆说，“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