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乡野的双重间奏——评格非新作《登春台》

　　作者：俞耕耘
　　格非新作《登春台》延续了《月落荒寺》都市书写的抒情诗性，又呈现繁复的城乡现实交互联动。故事以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空间交集，辐射了从公司员工、司机到两任董事长的人生图景，在40余年的轴线里，借原生家庭、夫妻关系，探讨如何理解他人、与己和解等诸多命题。作家以诗性智慧运思哲学观照的潜藏能量，捕获无数惶惑与开解的时刻。人物共同遭遇着现代性的生存疑难：时间与存在的本源，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生而被抛与自救，何以去蔽，达到生命澄明之境。这些存在主义关切的宏大问题，都在寻常微末的琐事里被反复叩问。
　　在命运兜转间，作家经营着故事流向。沈辛夷的父母婚姻，建立在欺瞒之上。格非设计了双重悲剧，皆是自酿苦酒。父亲隐瞒病史理亏，注定入赘，隐忍软弱。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倾心，不顾外婆反对，有苦难言，空生怨恨。沈辛夷充当家庭内耗的牺牲，为了给弟弟还债，委身于隐形富豪的情欲之网。陈克明只因女人名字叫“静熹”，就联想她文静淑美，是命定的妻子，婚后发现她实为悍妇。蒋承泽与周振遐这对挚友，由于旅行遭遇台风，客轮在茯西村停靠。多年后，他们招聘了生于茯西村的姚芩，这个女人先后照料二人生活，揭示出情感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线索千头万绪，人物无分主配，每人皆“从头说起”，反倒显出众生相与人世间。“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也是格非的创作逻辑。万物互联，因缘际遇，事件圆融相通。神州科技公司实质隐喻技术理性对私人生活的系统性介入和控制。都市生存变得同质，失重且无根。故事通往逃离和挣脱主题：沈辛夷想把家里繁杂事挡在生活之外；周振遐常有出尘隐逸之念，“重新融入自然的心灵平静”。屏蔽他者，背对世界成为一种强烈欲求。
　　人物都有各自焦虑与隐痛，无论早逝离异，还是被辗转寄养，都造成疏离障碍。沈辛夷和周振遐对母亲皆有怨念，二人都对外部声音，怀有普鲁斯特式的神经过敏。从心理小说维度看，作家浓厚的精神分析兴趣可见一斑。如童年依恋情结被打断，少女恋父之寄托，创伤经验的压抑转移。精神症候往往投射社会关切，超出了个体命运的偶发性。留守儿童的精神荒原，外出务工造成乡村空心，以及溺爱与缺爱导致情感失衡。如何阐释人生，就变成小说应有之义。朱老师、父亲和桑钦，对沈辛夷有隐在的共通——即作为启蒙者。他们无一例外，不是离开就是故去。格非写了几次告别，却不辞而别，没有仪式。
　　桑钦与辛夷是不对等的征服与诱引。格非写出混沌的边缘情感，我称为“恋情的疑似物”，它建立在恩、利、身欲的综合幻觉上。沈辛夷是自然的滑落，自由的被迫。表面看，桑钦与她的情感并无强求，实质却以身份、阅历落差、慷慨借款的施恩，压倒了辛夷的残存体面，她只剩羞惭。男人戴着面具，才能说些真诚的话，如同睡觉也不卸妆的女人，没有素颜。肉身可坦诚相见，精神却无法赤裸，悲哀莫过于此。不明不白，无以名状，周振遐与姚芩的感情亦是如此。犹疑的距离决定故事的魅惑。
　　小说尤为关心身份意识和圈层背后的价值认知。桑钦是流动不居的浪荡者，有“游世”姿态，甚至没人知其真名，俨然是庄子无名、无功的符号。周振遐与之呼应，是世界的观察者、局外人。他常有出神状态，以外位的超越姿态沉思生死富贵。“人的生命，不过是在两个虚空之间出现的一次小小的火花闪动而已”，财富积累又赶不上身体溃败的速度。梦境则为“此在”与“故我”提供桥接：童年做过的梦醒在另外时空，出梦无异于转世，虚空被填补了意义。
　　优秀作家善于在创作中思辨，好的故事大多通向哲学。父亲在寂照寺谈及“提婆达多”——始终会妨害你的那个人。这个情节暗示了小说之眼：母亲认为姑妈造成其不幸，辛夷以为母亲妨碍自己，周振遐觉得那些邻居是他的病根。事实上，妨害也是导引，它影响人生路径。朱老师坚称现实严峻，拒绝浪漫，应担负并理解不幸。在我看来，这才是现实主义的要义：始终要对所经历之事，充满确证与赋值，没有说辞开脱，唯有自救。
　　乡下人到生意人的身份转变带来意识裂变，也造就空间地理的流动重塑。无论是辛夷成长的笤溪村，还是陈克明追述小羊坊村，从冀北到江南，都在时代变局里找寻机遇：旅游民宿、果园养殖、代加工厂，人物经历运势的此消彼长。曾经的破落户、二流子发了家，阔了起来，脑袋不活络的人，眼红心气。苕溪，本是山野之寄寓，胡仔归隐有诗话，米芾在此写诗帖。故事里的苕溪，已成为被消费主义改造的景观。江南腹地的清逸静气，被村人逐利之欲覆盖，一切皆可化为商品服务，都市附庸之物。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执于欲望浮华，与人物重返自然的归心，恰为反讽。
　　从结构布局看，小说很像《儒林外史》的连环钩锁，穿引承接，以周振遐为楔引与尾章，形成故事回环。四个章节间，叙事完成传递交替，人物各自描述早年生活史，会有“成长小说套装”的阅读体验。我谓之以“来处与归路”为主题的四重奏。它以人物为章，如列传并置，打破单一主角的叙述中心，形成多声部变奏、对话与和声。历时性的线性故事，被共时性的并置叙述取代。序章奠定了主题、动机与调性。作家就像《十日谈》里的故事主持，自然统摄了诸多人物。
　　《登春台》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小说的哲学层、意蕴层远远超逸了故事层。正如中国古典舞强调“身韵”二字，作家重视意生境外的蕴藉。抒情风致，田野乡间，废窑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罗、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而是有“过生活”的纪实节奏。这种匀速的原样主义，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甚至，作家写出了某种故事类型学：无数小镇青年在都市与乡村两个世界，拧巴断裂。早年记忆总是闯入当下生活，无法告别，也无力转身。这正是对时间性本身的思索，人物总是过往经验的持存绵延。
　　（作者为书评人）
                                                                                                            [                             责编：崔益明 ]

　　作者：俞耕耘
　　格非新作《登春台》延续了《月落荒寺》都市书写的抒情诗性，又呈现繁复的城乡现实交互联动。故事以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空间交集，辐射了从公司员工、司机到两任董事长的人生图景，在40余年的轴线里，借原生家庭、夫妻关系，探讨如何理解他人、与己和解等诸多命题。作家以诗性智慧运思哲学观照的潜藏能量，捕获无数惶惑与开解的时刻。人物共同遭遇着现代性的生存疑难：时间与存在的本源，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生而被抛与自救，何以去蔽，达到生命澄明之境。这些存在主义关切的宏大问题，都在寻常微末的琐事里被反复叩问。
　　在命运兜转间，作家经营着故事流向。沈辛夷的父母婚姻，建立在欺瞒之上。格非设计了双重悲剧，皆是自酿苦酒。父亲隐瞒病史理亏，注定入赘，隐忍软弱。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倾心，不顾外婆反对，有苦难言，空生怨恨。沈辛夷充当家庭内耗的牺牲，为了给弟弟还债，委身于隐形富豪的情欲之网。陈克明只因女人名字叫“静熹”，就联想她文静淑美，是命定的妻子，婚后发现她实为悍妇。蒋承泽与周振遐这对挚友，由于旅行遭遇台风，客轮在茯西村停靠。多年后，他们招聘了生于茯西村的姚芩，这个女人先后照料二人生活，揭示出情感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线索千头万绪，人物无分主配，每人皆“从头说起”，反倒显出众生相与人世间。“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也是格非的创作逻辑。万物互联，因缘际遇，事件圆融相通。神州科技公司实质隐喻技术理性对私人生活的系统性介入和控制。都市生存变得同质，失重且无根。故事通往逃离和挣脱主题：沈辛夷想把家里繁杂事挡在生活之外；周振遐常有出尘隐逸之念，“重新融入自然的心灵平静”。屏蔽他者，背对世界成为一种强烈欲求。
　　人物都有各自焦虑与隐痛，无论早逝离异，还是被辗转寄养，都造成疏离障碍。沈辛夷和周振遐对母亲皆有怨念，二人都对外部声音，怀有普鲁斯特式的神经过敏。从心理小说维度看，作家浓厚的精神分析兴趣可见一斑。如童年依恋情结被打断，少女恋父之寄托，创伤经验的压抑转移。精神症候往往投射社会关切，超出了个体命运的偶发性。留守儿童的精神荒原，外出务工造成乡村空心，以及溺爱与缺爱导致情感失衡。如何阐释人生，就变成小说应有之义。朱老师、父亲和桑钦，对沈辛夷有隐在的共通——即作为启蒙者。他们无一例外，不是离开就是故去。格非写了几次告别，却不辞而别，没有仪式。
　　桑钦与辛夷是不对等的征服与诱引。格非写出混沌的边缘情感，我称为“恋情的疑似物”，它建立在恩、利、身欲的综合幻觉上。沈辛夷是自然的滑落，自由的被迫。表面看，桑钦与她的情感并无强求，实质却以身份、阅历落差、慷慨借款的施恩，压倒了辛夷的残存体面，她只剩羞惭。男人戴着面具，才能说些真诚的话，如同睡觉也不卸妆的女人，没有素颜。肉身可坦诚相见，精神却无法赤裸，悲哀莫过于此。不明不白，无以名状，周振遐与姚芩的感情亦是如此。犹疑的距离决定故事的魅惑。
　　小说尤为关心身份意识和圈层背后的价值认知。桑钦是流动不居的浪荡者，有“游世”姿态，甚至没人知其真名，俨然是庄子无名、无功的符号。周振遐与之呼应，是世界的观察者、局外人。他常有出神状态，以外位的超越姿态沉思生死富贵。“人的生命，不过是在两个虚空之间出现的一次小小的火花闪动而已”，财富积累又赶不上身体溃败的速度。梦境则为“此在”与“故我”提供桥接：童年做过的梦醒在另外时空，出梦无异于转世，虚空被填补了意义。
　　优秀作家善于在创作中思辨，好的故事大多通向哲学。父亲在寂照寺谈及“提婆达多”——始终会妨害你的那个人。这个情节暗示了小说之眼：母亲认为姑妈造成其不幸，辛夷以为母亲妨碍自己，周振遐觉得那些邻居是他的病根。事实上，妨害也是导引，它影响人生路径。朱老师坚称现实严峻，拒绝浪漫，应担负并理解不幸。在我看来，这才是现实主义的要义：始终要对所经历之事，充满确证与赋值，没有说辞开脱，唯有自救。
　　乡下人到生意人的身份转变带来意识裂变，也造就空间地理的流动重塑。无论是辛夷成长的笤溪村，还是陈克明追述小羊坊村，从冀北到江南，都在时代变局里找寻机遇：旅游民宿、果园养殖、代加工厂，人物经历运势的此消彼长。曾经的破落户、二流子发了家，阔了起来，脑袋不活络的人，眼红心气。苕溪，本是山野之寄寓，胡仔归隐有诗话，米芾在此写诗帖。故事里的苕溪，已成为被消费主义改造的景观。江南腹地的清逸静气，被村人逐利之欲覆盖，一切皆可化为商品服务，都市附庸之物。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执于欲望浮华，与人物重返自然的归心，恰为反讽。
　　从结构布局看，小说很像《儒林外史》的连环钩锁，穿引承接，以周振遐为楔引与尾章，形成故事回环。四个章节间，叙事完成传递交替，人物各自描述早年生活史，会有“成长小说套装”的阅读体验。我谓之以“来处与归路”为主题的四重奏。它以人物为章，如列传并置，打破单一主角的叙述中心，形成多声部变奏、对话与和声。历时性的线性故事，被共时性的并置叙述取代。序章奠定了主题、动机与调性。作家就像《十日谈》里的故事主持，自然统摄了诸多人物。
　　《登春台》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小说的哲学层、意蕴层远远超逸了故事层。正如中国古典舞强调“身韵”二字，作家重视意生境外的蕴藉。抒情风致，田野乡间，废窑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罗、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而是有“过生活”的纪实节奏。这种匀速的原样主义，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甚至，作家写出了某种故事类型学：无数小镇青年在都市与乡村两个世界，拧巴断裂。早年记忆总是闯入当下生活，无法告别，也无力转身。这正是对时间性本身的思索，人物总是过往经验的持存绵延。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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