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怀旧，岁月浮夸

　　作者：周才庶
　　2024年伊始，盛大剧作《繁花》正式开播，好不热闹。本剧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汇聚上海众多知名演员，演绎出上海腔调与东方传奇。
　　王家卫的作品向来自成风格，从上世纪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到21世纪的《花样年华》《一代宗师》，导演营造了多重电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情感细腻真挚，画面迷幻又略带忧伤。当我们看电视剧《繁花》，总能捕捉到王导电影的旧日气息，包括碎片化的叙事、高饱和度的色彩、缓速的镜头运动等。

　　电视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小说。小说《繁花》自2012年发表以来就引起诸多关注与讨论，并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金宇澄是《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在《繁花》之前已多年未曾涉足小说创作。就在上海市巨鹿路《上海文学》杂志社——曾经的沪上豪门刘吉生故居，他度过了30年的编辑生涯。有一天，他在街边看到一个卖衣服的老太太，他认得她，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静安寺一带有名的美人，美得如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琳娜那般。如今，她满脸沧桑、衰老落魄。这一瞬间的相遇令作者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他决定用沪语记录下这些上海的往日故事，捕捉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感——《繁花》应运而生。
　　金宇澄认为：文学，不敢说能推动社会进步，至少能保存社会痕迹。他试图记录过去的生活形态和人际关系，他在小说《繁花》中的记录方式是对白式、碎片化的。电视剧《繁花》以视听语言重塑文字语言，把普通人阿宝的奋斗史变为传奇史，把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时代悲欢融入90年代的昂扬氛围，把碎碎念的沪语文学对话改造成流光溢彩的影像画面。道不尽电视剧与小说之间若即若离的具体关系，且看两者都成功打造出“上海”这个光环。它们创造光环，也享用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光环就是本雅明笔下的“光晕”（aura），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
　　上海，张爱玲写过，王安忆写过。不管是以“苍凉”态度看上海，还是“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那里的神秘莫测、繁华落尽，那里的山河巨变、阶级鸿沟，一直都在。微小的个人，历史的尘埃，时代的浪潮，似乎只要是在上海那座城市，就能产生独特的化学反应。电视剧《繁花》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一个怀旧的上海。在90年代，黄河路餐馆上灯红酒绿的迷醉、证券交易所中人头攒动的疯狂、街头巷尾邻里之间的寒暄，该剧对此进行了城市考古式的呈现。从黄河路、南京路、国泰电影院、和平饭店等城市地标，上海股票认购证、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发票，到排骨年糕、蝴蝶酥、凯司令蛋糕、光明牛奶等上海味道，情深深雨濛濛地，唤起了观众的集体情感和怀旧情绪。
　　这一份怀旧很绵长。怀旧是一种情绪，很难说它是一个什么事件，是一段什么因果，或该有一份怎样的论证。电视剧里复古的布景、物件、穿搭与发型将观众带回90年代的上海，随处可见散漫的对话、无聊的行走，还有落寞的回眸……在写实的细节里电视剧刻画出那个年代虚幻的繁华。宝总和至真园老板李李二人时有饭局，在新兰居，吃涮羊肉。他们在火锅店吃出咖啡厅的调调，灯光昏暗，羊肉退场，茶水登场。走出新兰居，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金色高跟鞋踩着湿滑的石板路，感觉像江南的雨巷，又像冒险的谍战。各怀心事的两个人，一直走，走了两分半钟。在这两分半的叙事时间里，没有多少对白，俯拍仰拍、远景特写、背景侧脸，每一个镜头都费尽心思，告诉我们什么是时光消磨。
　　在这份绵长的怀旧中，电视剧的表现略显浮夸。湖西针织厂厂长范总独自闯荡上海，在黄河路上谈生意。作为一个浙商，他是闯入者。以金美林酒家老板娘的话说，是个“外地人”。一个“外地人”在酒店大厅吃饭，大声炫耀自己与宝总的关系，惹得酒店老板与服务员鄙视。“外地人”这个词在90年代的上海带有鄙夷的味道，它是“乡下人”的另一种表达。走入黄河路的范总很卑微：为了卖出货物，低三下四；留得至真园一包间，受宠若惊，千恩万谢。但是这样的范总，似乎并不能代表当年走向上海的浙江商人。范总的喜剧感，消解了浙商的体面、精明与勤恳。此外，剧中与宝总相关的情节也显得有些夸张。宝总是生意人，他的故事主线围绕着资本市场的角逐，涉及外贸、股票、饭店、工厂等多个领域。有一次，宝总因为业务要去一趟诸暨。汪小姐说：“诸暨？太危险了。诸暨那帮人我都晓得的，胆子特别大，我怕他们会乱来。”这样说起来，诸暨像是很野蛮的地方。宝总拎着两个皮箱就去了，彷如奔赴战场、英勇就义。哎，去诸暨工厂谈场生意，有必要拍得像打仗一样吗？那个年代，温州、诸暨、杭州等地的乡镇企业老板哪个不是意气风发？谁还不穿个貂皮大衣、手持大哥大、开个桑塔纳，去谈个生意？这并不是什么英雄事迹，而是商业风气。剧中夸张的艺术表现显得有些过头了。
　　三个女主——玲子、汪小姐、李李——无疑是美丽的，美感不设限，美丽不过度。宝总与她们建立了什么关系？生死不忘的男女之恋、坚定不渝的革命友情，还是终将逝去的江湖一梦？这并不重要，恐怕创作者就是要以模糊的方式突出一种难以归类的情义。这种关系处在暧昧的边缘，模糊的地带，却异常坚定和深刻。
　　说到底，《繁花》再次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上海叙事”，即以上海为中心视角的叙事。我们乐于欣赏上海的美丽与骄傲。毕竟，它是魔都啊！魔都的热闹，侬总要看看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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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才庶
　　2024年伊始，盛大剧作《繁花》正式开播，好不热闹。本剧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汇聚上海众多知名演员，演绎出上海腔调与东方传奇。
　　王家卫的作品向来自成风格，从上世纪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到21世纪的《花样年华》《一代宗师》，导演营造了多重电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情感细腻真挚，画面迷幻又略带忧伤。当我们看电视剧《繁花》，总能捕捉到王导电影的旧日气息，包括碎片化的叙事、高饱和度的色彩、缓速的镜头运动等。

　　电视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小说。小说《繁花》自2012年发表以来就引起诸多关注与讨论，并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金宇澄是《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在《繁花》之前已多年未曾涉足小说创作。就在上海市巨鹿路《上海文学》杂志社——曾经的沪上豪门刘吉生故居，他度过了30年的编辑生涯。有一天，他在街边看到一个卖衣服的老太太，他认得她，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静安寺一带有名的美人，美得如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琳娜那般。如今，她满脸沧桑、衰老落魄。这一瞬间的相遇令作者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他决定用沪语记录下这些上海的往日故事，捕捉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感——《繁花》应运而生。
　　金宇澄认为：文学，不敢说能推动社会进步，至少能保存社会痕迹。他试图记录过去的生活形态和人际关系，他在小说《繁花》中的记录方式是对白式、碎片化的。电视剧《繁花》以视听语言重塑文字语言，把普通人阿宝的奋斗史变为传奇史，把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时代悲欢融入90年代的昂扬氛围，把碎碎念的沪语文学对话改造成流光溢彩的影像画面。道不尽电视剧与小说之间若即若离的具体关系，且看两者都成功打造出“上海”这个光环。它们创造光环，也享用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光环就是本雅明笔下的“光晕”（aura），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
　　上海，张爱玲写过，王安忆写过。不管是以“苍凉”态度看上海，还是“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那里的神秘莫测、繁华落尽，那里的山河巨变、阶级鸿沟，一直都在。微小的个人，历史的尘埃，时代的浪潮，似乎只要是在上海那座城市，就能产生独特的化学反应。电视剧《繁花》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一个怀旧的上海。在90年代，黄河路餐馆上灯红酒绿的迷醉、证券交易所中人头攒动的疯狂、街头巷尾邻里之间的寒暄，该剧对此进行了城市考古式的呈现。从黄河路、南京路、国泰电影院、和平饭店等城市地标，上海股票认购证、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发票，到排骨年糕、蝴蝶酥、凯司令蛋糕、光明牛奶等上海味道，情深深雨濛濛地，唤起了观众的集体情感和怀旧情绪。
　　这一份怀旧很绵长。怀旧是一种情绪，很难说它是一个什么事件，是一段什么因果，或该有一份怎样的论证。电视剧里复古的布景、物件、穿搭与发型将观众带回90年代的上海，随处可见散漫的对话、无聊的行走，还有落寞的回眸……在写实的细节里电视剧刻画出那个年代虚幻的繁华。宝总和至真园老板李李二人时有饭局，在新兰居，吃涮羊肉。他们在火锅店吃出咖啡厅的调调，灯光昏暗，羊肉退场，茶水登场。走出新兰居，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金色高跟鞋踩着湿滑的石板路，感觉像江南的雨巷，又像冒险的谍战。各怀心事的两个人，一直走，走了两分半钟。在这两分半的叙事时间里，没有多少对白，俯拍仰拍、远景特写、背景侧脸，每一个镜头都费尽心思，告诉我们什么是时光消磨。
　　在这份绵长的怀旧中，电视剧的表现略显浮夸。湖西针织厂厂长范总独自闯荡上海，在黄河路上谈生意。作为一个浙商，他是闯入者。以金美林酒家老板娘的话说，是个“外地人”。一个“外地人”在酒店大厅吃饭，大声炫耀自己与宝总的关系，惹得酒店老板与服务员鄙视。“外地人”这个词在90年代的上海带有鄙夷的味道，它是“乡下人”的另一种表达。走入黄河路的范总很卑微：为了卖出货物，低三下四；留得至真园一包间，受宠若惊，千恩万谢。但是这样的范总，似乎并不能代表当年走向上海的浙江商人。范总的喜剧感，消解了浙商的体面、精明与勤恳。此外，剧中与宝总相关的情节也显得有些夸张。宝总是生意人，他的故事主线围绕着资本市场的角逐，涉及外贸、股票、饭店、工厂等多个领域。有一次，宝总因为业务要去一趟诸暨。汪小姐说：“诸暨？太危险了。诸暨那帮人我都晓得的，胆子特别大，我怕他们会乱来。”这样说起来，诸暨像是很野蛮的地方。宝总拎着两个皮箱就去了，彷如奔赴战场、英勇就义。哎，去诸暨工厂谈场生意，有必要拍得像打仗一样吗？那个年代，温州、诸暨、杭州等地的乡镇企业老板哪个不是意气风发？谁还不穿个貂皮大衣、手持大哥大、开个桑塔纳，去谈个生意？这并不是什么英雄事迹，而是商业风气。剧中夸张的艺术表现显得有些过头了。
　　三个女主——玲子、汪小姐、李李——无疑是美丽的，美感不设限，美丽不过度。宝总与她们建立了什么关系？生死不忘的男女之恋、坚定不渝的革命友情，还是终将逝去的江湖一梦？这并不重要，恐怕创作者就是要以模糊的方式突出一种难以归类的情义。这种关系处在暧昧的边缘，模糊的地带，却异常坚定和深刻。
　　说到底，《繁花》再次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上海叙事”，即以上海为中心视角的叙事。我们乐于欣赏上海的美丽与骄傲。毕竟，它是魔都啊！魔都的热闹，侬总要看看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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